解开神童现象之谜

自科大开办少年班以来，中国的“神童”就逐渐多了起来，再不像以往那样只是一个一个地被挖掘，而是一批一批地被发现。这不仅对望子成龙的家长是个极大的刺激，同时也促使很多小学生将少年登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从中能够引发出一些较为深入的思考。

观察被媒体宣传的国内外诸神童，其才能绝大多数都是表现在数理方面，少数是表现在外语方面，这一已呈现出规律性的客观现象是我们在此研究和思考的出发点，即儿童的学习潜能主要表现在数理和外语等少数方面。这一客观现象的存在，既决定了“神童”的学习能力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单科突出，其余平平，同时也决定了超前教育、大幅度缩短学习年限的适用面有限，即学科的自身特点制约了超前教育的内容与进度。

数理学科由于其学习对象是易于定性定量的物质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学习内容多是理解和接受前人的现成知识，答案也基本固定且单一，故数理学科对人的学习能力的要求比较单一，对人的理解能力的要求也比较单纯，而其它学科所要求的能力则呈多样化，虽然也要求纯智力方面的能力，但所占的比重相对小一些，特别是人文学科，往往对主体的情感体验、社会经历有所要求，而这些内容积累的多少又常常是与人生经历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的。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令人困惑不解而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神童”往往在少儿时期很“神”，因其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孩子，但是成年后多趋于平常，有的甚至还不如常人。譬如韩国当年的神童金雄镐，曾一度名闻世界，他两岁就已会读写2500个汉字，10岁时智商高达210，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金雄镐越来越趋于平常，他参加1979年的高考，成绩在2763名录取者中仅位居第2420名，1990年时有报道说，27岁的金雄镐已是一名极为普通的青年。

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神童应首推曾在19世纪轰动整个欧洲的法国神童卡尔·威特，我们国人一提神童也总是把卡尔·威特排居榜首。经老威特的早期教育，小威特2岁半识字，6岁学外语，9岁考上莱比锡大学，此时他已能自如地用德、法、意、英、拉丁、希腊等多国语言会话及阅读，同时擅长数学并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学科，他1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16岁时又获法学博士学位。不言而喻，小威特的学业成就是相当辉煌的，他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比一般人至少提前了10年。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位学业出众的神童后来的业绩并不出众，自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始终在柏林大学教授法学，虽然通晓多门学科，却从未在任一学科做出过独创性的建树。

解开神童现象之谜的关键是重新理解智力的内涵，我们以往对智力的理解是偏狭片面的，尽管人们并不否认各种能力的存在价值，但却将学习数理学科的认知能力看得高于其它种类的能力，并因此而认为学习数理学科所需要的智力是最高一级的智力，有了这种智力学什么都能学好，同时认为学业有成者事业也必然有所成。这种观念在人群中是非常普遍的，并以此构成了特定的智力价值观，而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则必然会困惑于神童为何成年后就不再“神”了。

“智商”一词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但人们一般所指的智商其实只是学习知识时所显示出来的学习能力，可谓之“学业智商”，当个体仅仅是在学校学习时，人们常常是用“学业智商”来衡量他的能力水平；然而随着个体结束学业、进入研究领域，学业智商则显然已不适用于作为综合能力水平的评价标准，此时取而代之的是“创造力”。因此，智力和创造力二者对个体能力的评价作用在学业与事业的连接点处出现逆转。

我们用上述智力观念来解释神童现象，神童之谜的谜底则可迅速找到。由于神童只是具备了较高的学习数理学科所需的智力水平，而创造力水平并不比常人高，甚或还不如常人，故尽管可使学业成绩出众，却难以使事业成就出众。换一种说法就是，很多神童仅仅是学业智商高，而社会智商平平，这使他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中显得很平常。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创造力”是比“高智商”还要智慧的词，即认为只有绝顶聪明、智商极高的人才会具有创造力。然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即有关研究表明智力与创造力之间并没有多大的相关。国外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高创造力组”的平均智商低于“高智力组”的平均智商，甚至略低于在高校学习的人口的平均智商。这说明，创造力的培养只需要平均智商，即平均智商的人就可以被培养成为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而高智商的人却不见得富有创造力。一般来说，学习能力总是与积累的知识多分不开，但并不是知识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强，有时完备的知识容易导致先入为主，反而不易于产生创造性的发现，这就意味着，学业有成者事业未必有所成。

脑科学的研究发现，人脑的左右两半球在功能上有着高度的专门化，左脑擅长于言语和逻辑思维，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逻辑思维、集中思维、分析思维的中心，具有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等机能；而右脑则擅长于形象思维，是处理表象、进行具体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的中枢，具有不连续性、弥漫性、整体性等机能。左右脑在创造性活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右脑靠无意识的直觉产生顿悟，左脑则先要为顿悟的形成准备资料、提供信息，尔后将所顿悟的内容进行理性的验证，并用概念化、逻辑化的言语形式表达出来。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即是以非言语的思维来产生一些新奇的想法，而用言语思维来对这些想法进行验证。

心理学的实验表明，直觉思维明显地与学校成绩不相关。可以说，当左脑型的人在学校教育中变得越来越博学的时候，其直觉也越来越少。当一个人已形成了非常顽固的使用言语思维的习惯时，他便已失去了使用右脑非言语思维的能力。所以，按传统教育培养和训练出来的神童往往只是左脑优势的神童，其成就只能体现在学习知识和积累知识上，神童长大以后之所以不神了，是因为从小就没有进行过右脑训练，或者是过度的左脑训练抑制了右脑的发展，而要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突破性的成就，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来自左脑提供的学习能力而是来自右脑提供的创造能力，一个人能否取得创造性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他在直觉方面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意外发现，这却是神童们以往的训练不大可能具备的能力。不言而喻，多数神童只是左脑的神童，他们的右脑很普通，有的甚至还不如常人。

如此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了一种矛盾，即人们实际上是用左脑的标准来评价神童的学习能力，而用右脑的标准来评价神童的工作能力，显然，这于神童是很不公平的。当然，人们是在无意识中使用双重标准，是出于对左右脑功能分化的不了解。从神童现象我们也发现了当今教育的弊端，我们极力挖掘的是左脑的潜能，培养的是学习型的人才，而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创造型的人才。

在中国的学校里，音乐、体育、美术之类的课程是名副其实的副科，不受重视，一到考试前夕，这些副科就被公然挤掉，即使不在考试时期，副科被主科占用也是极为常见的。同时，中国的学校对动手操作性强的课程也同样是极为忽视的，很多实验课的设置常常是名存实亡。可惜的是，这些被轻视的副科对开发学生的右脑潜能是极为有利的，而那些被重视的主科，如语文、地理、历史、外语及数、理、化等课程则都是以左脑为主的课程，所以，从学校教育的历史及现状来看，中国人是重左脑轻右脑的。

深入研究神童现象，可以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人类的少儿时期在学习数理学科方面的潜力大有挖掘的余地。

（2）强化型的超前教育是以降低了某些能力为代价而提高了学业智商。

（3）不同的学科需要不同的智力类型，不同的智力类型有着相对的不相容性。

（4）智能的总量是相对守恒的，一种智力类型能量的升高必然伴随着相对应的另一种智力类型能量的降低。

（5）将分散的智能集中，可突出发展某一特定的智力类型。

（6）人生经历的作用不仅仅是积累社会知识、提高社会智商，更重要的是发现个体真正的智力潜能趋向。

超前教育在实践中所显示出的弊端主要包括：（1）过早定向的教育往往定错了方向，因为数理智力的发展要早于且快于其它类型的智力，这样易于造成假象，从而掩盖了个体真正的兴趣所在以及真正有发展的学科方向。（2）当个体在度过了少年期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并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兴趣不在数理方向时，往往很难有真正的改变，因为系统化的超前教育在快速发展数理能力的同时，也抑制了其它能力的发展，特别是人们进入青春期后就不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系统学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科。（3）目前超前教育的科学性极为有限，因主要培养的是快速积累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以及与创造性活动有关的各种能力，故使个体的超常能力仅仅限于学习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创造发明的能力。（4）处于超前教育环境下的孩子往往有超人一等的优越感，舆论的作用也使孩子必然产生虚荣心，从此，求知不再是为了满足源于兴趣的自然渴求，而是为了超越别人、赢得荣誉。昔日的神童一旦完成了辉煌的学业而在工作中无醒目的建树，实际境遇的强烈反差必然使昔日的优越感变成了失落感乃至引发出各种不良心理反应。

单纯培养智力所培养出来的人是“平面人”，而比较完善的人是“立体人”，即至少有四个平面：情感、社会交往、智力、职业技艺。毫无疑问，缩短教育年限的超前教育在缩短积累知识的时间上是有利的且是可行的，但同时代价也是极为明显的。

摘自《细说中国人》

上官子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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